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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两会」央行郑州北京新闻网中支党委书记、行长兼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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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财经5月22日讯(记者 曾蔷)2020年全国两会已拉开帷幕。全国人大代表、央行郑州中支党委书记、行长兼外汇局河南省分局局长徐诺金基于兰考普惠金融试验区建设实践,提交了关于尽快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普惠金融促进法》的议案。

  2016年12月26日,兰考县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兰考试验区),历经3年多建设,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以数字普惠金融为核心,以金融服务、普惠授信、信用信息、风险防控”为基本内容的“一平台四体系”模式,初步探索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兰考试验区以体制机制创新释放改革活力、以制度保障破解普惠金融发展难题,形成了有参考意义的制度创新样本。

  中共中央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指出“制定和完善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系统性的法律框架,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供给、需求主体的权利义务,确保普惠金融服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徐诺金表示,今年为《规划》收官之年,但系统性的法律框架还没有形成。亟待出台一部普惠金融方面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普惠金融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规定公民的金融服务权利,明确金融机构义务,强化政府部门激励引导和监督职责,构建普惠金融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形成各方参与、协调配合、共同发力的长效机制,推进普惠金融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体来看,出台《促进法》的必要性主要有四方面。第一,需要弥补现行普惠金融法律体系缺失。现行的基本金融法律,《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主要针对的是传统金融业务,没有普惠金融的相关规定,无法有效推动解决金融服务可得性这一普惠金融的核心问题。以现行的《消费权益保护法》为例,尽管单设法条对金融消费作出规定,保护金融消费者拥有八项权利。但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往往获取不到金融服务,获取不到金融服务,就无法享受金融消费者法定权利,其他法律面临同样问题。依据《立法法》,金融基本制度应制定法律。因此十分必要立法,将成功、成熟的政策制度和实践经验上升到法律层面,出台普惠金融基本法律《促进法》,弥补缺失的普惠金融法律体系,构建系统性的普惠金融法律框架。

  第二,需要立法保障普惠金融需求者权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说:“信贷是人权”,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时,也把其作为一项金融权利。权利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来源于社会实践和进步。当一个社会产生普遍性发展需求时,往往就会产生新的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重要性不断凸显,公民财产权、受教育权、劳动权、居住权、健康权、金融消费者权益、公平交易权等等,都同金融直接相关,都必须通过金融才能得到保障或者更好实现,获取金融服务属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属于人权的范畴。但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天然不足,不能公平、便捷地获取服务。因此迫切需要立法保护金融领域的弱者,在同等条件下获得最基本金融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定义为普惠金融服务权。出台《促进法》,可以有效保障金融服务的获取,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需要立法规定普惠金融供给者的义务。普惠金融服务的主力军是各类金融机构,但当前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部门机构设置和管理机制以追求效率为核心,很难兼顾公平。对利润的考核直接造成对普惠金融重点对象服务动力不足、效果不佳,成为普惠金融推进过程中的瓶颈问题。要保障普惠金融服务权,必须立法明确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与法定义务,强制金融供给者在机构设置、产品设计、机制创新、发展指标等方面应兼顾公平性、包容性,不得排斥弱势群体,使其成为一项法律强制规定,通过监督问责,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动力不足的问题,也会推动金融机构进行体制机制转换和完善,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实现金融机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的双赢。

  第四,需要立法固化长期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群体是弱势群体,其获取金融服务不足问题是金融业的世界性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制度障碍,提供制度保障。当前推动普惠金融,主要依靠《规划》以及国务院相关部委出台的文件,持续性、强制性不足,政策文件之间协调性不够。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推动普惠金融权责不明晰,无法形成“几家抬”局面,不利于引导、激励、监督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只有从法律层面进行政策固化,推动形成持久的差异化监管政策、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出台支持普惠金融的法律,切实免除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开展具有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为特征的普惠金融业务后顾之忧,正向激励和监督引导双管齐下,才能切实增进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的内生动力,变“拒贷”“惧贷”为“愿贷”“敢贷”,形成普惠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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